彭青龙 | 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跨界挣扎和跨文化写作
【作者简介】
彭青龙，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语教育、外国文学研究。彭青龙 教授
澳大利亚文学中的
跨界挣扎和跨文化写作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 （16ZDA200）。
关键词：澳大利亚；民族性；世界性；多元文化；身份；跨界挣扎；跨文化写作
“跨界” 指的是在民族性和世界性、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摇摆、挣扎现象，是一种关系指向，既包含着内部的冲突与融合，也意味着外部的博弈和联系，其聚合力和离散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澳大利亚文化身份。由于澳大利亚受到了土著文化、英国文化、美国文化和亚洲文化相互叠加的影响，因此常常表现出既游离其外又深陷其中的分裂状态。当民族主义高涨时，澳大利亚人显示出强烈的独立倾向，当倾向于融入国际社会时，澳大利亚又表现出拥抱外部世界的姿态。这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 “金迪沃罗巴克” 诗歌运动、 “愤怒的企鹅” 运动、利维斯主义和新批评论战等多个文化事件可以明显地看出。
澳大利亚文学的第一次跨界指向民族性，彰显于19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经过一百多年的垦殖，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人口已经占据总人口的75%，粗犷、乐观、坚韧的民族个性和稳定的人口结构为其民族独立创造了基本条件。英国殖民者的歧视政策，使得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十分不满，渴望建立平等自由国家的愿望在心中滋长， “我们把过去留在身后，连同它分崩离析的王朝、摇摇欲坠的宝座和昏庸无能的种族，我们面前所展示的是未来的澳大利亚，充满青春活力的澳大利亚”（转引自黄源深 51）。社会矛盾的加剧，带动了工会运动的高涨，继而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人们不再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将英国视为母国或者精神家园，而是要建立 “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Pierce 137）。在此期间，不少文学家借助自己的文墨，书写沸腾时代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一方面，他们的文学作品散发着浓郁的澳大利亚乡土气息，描写了人世间弥足珍贵的 “伙伴情谊”，塑造了可亲可敬的丛林人形象，以一种有别于英国文学的姿态展示澳大利亚独特的民族风格。另一方面，他们以犀利的笔触，通过刻画腐败的殖民者、残酷的警察和贪婪的资本家等一众人物，展现了澳大利亚人的苦难和非人生活，揭露殖民主义带来的社会不公和道德沦丧等丑恶现象背后的社会矛盾。如劳森（Henry Lawson）的短篇小说集 《当洋铁罐沸腾的时候》 《在路上》 等作品刻画了牧场主、赶牲畜的人、背包旅行的流动工人、淘金者等普通人的群像，他们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能够守望相助，乐观豁达，向世人展示了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拉德（Steele Rudd）的代表作 《在我们的选地上》 通过艰苦创业的家族史，刻画了澳大利亚人与各种自然灾害展开斗争的乐观主义精神。斯通（Louis Stone）的城市小说 《乔纳》 以悉尼的贫民窟为场景，描写了早期澳大利亚资本家的发家史和平民受压榨的血泪史，资本家的残忍、腐败和平民的艰辛、潦倒、无助形成极大的反差。尽管这一时期的作品众多，主题各异，但与英国文化保持距离、书写澳大利亚新形象、特别是反映澳大利亚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文学作品，无疑占据了文坛的主流。但有意思的是，即便是作为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奠基人、处于事业巅峰时期的劳森，也对澳大利亚文化缺乏自信。例如，1900年4月20日，劳森在前往伦敦前，对送行的人说：“我对那些才华已获得认可的澳大利亚青年作家的建议是乘坐客轮统舱，无票偷乘，游泳，去伦敦、英格兰或者廷巴克图，而不是待在澳大利亚直到江郎才尽或者整日花天酒地”（qtd.in Kiernan 210）， “无论你是多么才华横溢的澳大利亚作家，若没有得到国外的 ‘认可’，你几乎一文不值” （Dixon 228）。劳森的言语表明，寻求独立的澳大利亚难以割舍对英国或者欧洲文化的依赖。
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第二次跨界挣扎表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个针锋相对的文学事件中，即 “金迪沃罗巴克” 诗歌运动和 “愤怒的企鹅” 运动。 “金迪沃罗巴克” 诗歌运动是 “澳大利亚本土性文学运动” （Smith 12），强调诗歌创作要将目光转向土著文化、土著语言、土著传奇和神话，并以此作为澳大利亚文学创作的源泉和根基。如运动发起人雷克斯·英格迈尔斯（Rex Ingamells）认为，应该描写澳大利亚自然和人本真的样子，而不是带着 “欧洲人” 凝视的眼光， “表面的、肤浅的、恶棍式的民族情绪” 不适合澳大利亚文化语境（2）。该运动的另一位主将约翰·英格迈尔斯（John Ingamells）指出， “澳大利亚文学创作必须考虑不同文化——中国、英国、美国、土著以及太平洋诸岛文化，然而这些不能影响澳大利亚地方性主题的显著个体特征” （7）。 “金迪沃罗巴克” 诗歌运动吸引了数百人加入，各种诗歌研讨会和论坛相继召开，连续十多年出版了《金迪沃罗巴克文集》，形成了蔚为壮观之势。
几乎与此同时，一批年轻的诗人和艺术家则发起了与此针锋相对的 “愤怒的企鹅” 运动，企图将欧洲的现代主义引入澳大利亚，并通过自身的诗歌创作和艺术实践，引导澳大利亚文学艺术摆脱狭隘的地方性。然而，他们主张国际化或者欧洲化的做法遭到了对现实主义传统情有独钟的学者的抵制。 “文学艺术应该表征健康和活力，让人看到民族的欣欣向荣” ，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新兴民族急需健康活力，文学应当能够表现出这样的气质”，但 “现代主义文学对于提升民族精神和城市文明毫无意义”（Walker4）。现代主义是 “文化上的异化潮流……以一种独特的技巧，或者说，根本不是什么技巧的抽象手法表达着个体下流、悲观、迷茫的异化观，无异哗众取宠，因为除了极少数人，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Prichard 194）。这些反对观点无疑对 “愤怒的企鹅” 运动造成了伤害。更有甚者，麦考利（James McAuley） 和斯图尔特（Harold Stewart） 通过策划和实施 “厄恩·马利骗局”，羞辱了《愤怒的企鹅》的主编哈里斯（Max Harris），并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给 “愤怒的企鹅” 运动致命一击。哈里斯被判罚款和监禁，杂志被查封，一场旨在融合思想、美学价值和社会变革的文学运动就此偃旗息鼓。
表面上看，两个文学事件是文学创作和批评界因思想观点不同而造成的纷争，带有 “学术色彩”，但实质上反映了澳大利亚人建构文化身份的焦虑和不安。一方面，他们想极力展现自身丛林现实主义文化的独特性，不断强化地方性和本土化，希望借此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是民族主义思想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客观反映。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贫瘠的历史文化缺乏信心，渴望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并通过外部力量改造本土文化，使本土文化得到升华，进而得到广泛的认可。两种力量交锋，居于弱势地位的欧洲派或者现代派败下阵来，现代主义未能在澳大利亚文化中站稳脚跟，致使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姗姗来迟，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澳大利亚尚未为更具国际化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准备好社会文化条件，相对封闭的社会、狭隘的视野和缓慢的现代化进程阻碍了澳大利亚走向文化成熟，澳大利亚依然挣扎于本土性与国际性、传统与现代的泥潭之中。在这种语境下，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独占鳌头，如弗兰克林（Miles Franklin）的 《自鸣得意》、普理查德 （Katharine S.Prichard）的《咆哮的90年代》、坦南特（Kylie Tennant）的《福沃》 等，这些描写澳大利亚本土人物和事件的小说在读者中颇受追捧，而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则少人问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全面转向美国，美国文化对澳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但在知识精英阶层，特别是文化和文学界，澳大利亚依然挣扎于与英国文化的纠葛之中，同时对美国化现象也保持着警惕。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在战后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澳大利亚政府认识到力量遭到削弱的英国不可能再为澳大利亚提供保护，应该顺应历史潮流，追随美国。于是，美国的电影、音乐、文学等文化产品蜂拥而入，迅速占领了澳大利亚市场。一时间，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思维方式都成为澳大利亚人竞相模仿的对象。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学院派和非学院派之间，就 “澳大利亚文学价值标准” 和 “澳大利亚大学课程” 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霍普（A. D. Hope）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澳大利亚文学应该秉承英国文学标准， “澳大利亚出现了一些有竞争力的小说家，但他们谈不上是杰出才子……整体而言，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仍处于业余水平” （11）。因此，不能将澳大利亚文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充其量只是一门研究生课程。对此观点，帕尔默（Vance Palmer）则予以驳斥，认为澳大利亚文学与社会学、历史学关系紧密，应当是澳大利亚研究课程中的一部分。巴克利 （Vincent Buckley） 对霍普的观点也颇有微词，他同意澳大利亚尚未出现 “毋庸置疑的杰作” 的观点，但并不意味着要推迟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他提出了 “以相对价值标准建构临时经典” 的建议， “我们有必要确立一套临时的作家经典，至少是对这些作家的相对价值有一定的共识” （64）。澳大利亚目前的困境 “是缺乏一套可供研究的经典和行之有效的批评方法” （Dale 161）。这场有英国教育背景的学院学者与激进的民族主义人士之间的辩论，是澳大利亚文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纷争的延续，并涉及澳大利亚学界如何接受利维斯主义的问题。一部分学者强调文学研究应当脱离生产文本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根据更广阔、更深远的文化传统评判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而 “新批评” 所推行的 “文本细读” 的研究方法恰好适用于澳大利亚的诗歌研究传统。另一部分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利维斯主义披着英帝国的外衣， “讲座、辅导课、茶水间的谈话乃至教师会议，实际上都是在讨论一个隐秘的议题：如何维护英国文学的英国性”（Dale 116）。利维斯主义的 “亲英普适主义” 价值概念隐藏着极强的同化性，即暗示英国文学经典的至高地位。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在反思与英国文化与文学关系的同时，也对美国化警惕起来，担心澳大利亚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在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的眼里， “美国是最好和最坏的资本主义的化身——自由、无节制的消费与失控、充满竞争的个人主义并存，即媒体上所勾画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混合体”（Turner, Making 98-99）。如同菲利普·贝尔（Philip Bell） 和罗杰·贝尔（Roger Bell）所描述的那样， “具有美好前景的现代性和经济上消费驱动的野蛮性”（203），使得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十分担心， “美国化会威胁澳大利亚建构独立的文化身份”（Carter 71）。批评家的担心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基尼利（Thomas Keneally）、默里（Les Murray）、道（Bruce Dawe）、沙普科特（Thomas Shapcott）等著名作家都从不同角度描写了澳大利亚人的美国化现象。凯里（Peter Carey） 在其早期作品《美国梦》和《幸福》中刻画了澳大利亚人对美国文化既爱又恨的民族心理。
1973年，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巨匠怀特（Patrick White）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提高了澳大利亚人的文化自信，而且极大地改变了澳大利亚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文化生态和走向，使得澳大利亚文学向国际化迈进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他凭借 《人树》 《沃斯》 和 《风暴眼》 等经典作品， “以史诗般的和擅长于刻画人物心理的叙事艺术，把一个新大陆写进了文学” （诺奖颁奖词）。这里的 “新大陆” 毫无疑问指的是澳大利亚，而 “文学” 则主要指的是世界文学。怀特的作品多以澳大利亚乡村和城市为背景，刻画了无理想、无信仰的现代人的孤独、失落和苦闷以及无望中几近徒劳的挣扎和探索。这种看似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现代人陷入生存和生活困境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主题。对 “怀特现象” 的讨论，使澳大利亚人进一步认识到，以怀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恰恰反映了世界文化的主流，曾经被冷落的具有国际化色彩和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家被重新审视，例如，斯特德（Christina Stead）、基尼利等人的作品又重新回到读者的视野，成为备受关注的讨论对象。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自我身份构建的 “内驱力” 发挥作用的过程，那么70年代伊始的澳大利亚，则进入了国际化的 “外驱力” 参与塑造民族国家性格的历史阶段。怀特的获奖， “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邂逅的结果，更是澳大利亚社会文化走向国际化的开端” （彭青龙等169） 。
澳大利亚社会文化走向国际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对亚洲文化的拥抱。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将眼光集中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对亚洲近邻则相对冷淡。然而，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澳大利亚开始认识到与亚洲开展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劳动力的短缺使其不得不调整过去一直依赖欧洲移民的政策，转而接受亚洲的青壮年劳动力和技术人员来澳定居和工作。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了面向亚洲和融入亚洲的口号，新移民政策的推出改变了人口结构，例如，2013—2014年， “共有190,000人移民至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普遍年轻，亚裔人口占据总人口的5%”（赵昌62）。大量移民的增加使得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中的亚裔文化影响力日益提升，并逐步成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
跨文化写作在世界文学中并非鲜事，但在全球化日趋深入的语境下，是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一般而言，跨文化写作指的是通过描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事，揭示人类生存和生活状态的深层意义，如移民文学等。由于文化与民族相关，因而，跨文化写作也可以涵括族群文化关系的故事，如白人文学与土著文学等。本文所言及的跨文化写作主要指的是故事在两个以上国家间 “游移” 的现象，其本质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交流对话的文学艺术呈现。随着人员、信息、资本、技术和资源在全球流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作家的文学创作视野更加宏阔，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他们不再固守本土文化或者本民族文化，希冀通过跨文化文学作品，展现世人交流互鉴的新图景，当然，矛盾冲突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例如，近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古尔纳、石黑一雄、托卡尔丘克等人的作品都不乏跨文化写作的特征。
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文学、特别是小说中的跨文化写作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不仅是展现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演变的窗口，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缩影。 “文学作品从来不是个人想象力的信马由缰，或兴奋大脑中与世隔绝的随想曲，而是时代风尚的书写、精神的表现”（Taine 17）。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跨文化写作是澳大利亚内外关系的反映，既是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艺术表征，也是对世界格局中澳大利亚与英国、美国、亚洲错综复杂关系的投射，整体上表现了澳大利亚从传统的农牧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精神图谱。正如文学评论家摩尔（T. I. Moore）所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丛林的原初影响已经逐渐被高度城市化与工业化社会的更为强劲的影响所替代。社会结构正以肉眼可见的形式变化着，这些变化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劳森、帕尔默等人古老而传统的价值观念被怀特、斯特德以及霍普等作家迥然不同的价值观所取代” （1）。每一次社会转型，就会带来澳大利亚文学创作内容和形式的转变，这在澳大利亚文学的跨文化写作中可以明显看出。
澳大利亚经历了三次社会文化转型，对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跨文化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相应地，其跨文化写作也反映了社会文化转型。第一次社会转型期是澳大利亚建国前后到二战结束这一段时间。在这一时期，以弘扬澳大利亚民族文化为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独占鳌头，而主张国际化的现代主义文学遭到压制。然而，澳大利亚文学从发端之日起，就有跨文化写作的传统。例如，被称为澳大利亚传奇小说鼻祖的金斯利（Henry Kingsley）就是在澳英两国穿梭来往的作家，他以局外人的眼光观察和描写这块土地，代表作《杰弗利·哈姆林的回忆》中的主人公都是英国人，小说的三分之一描写他们在英国的生活，其余部分则刻画了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经历。克拉克（Marcus Clarke）和博尔特沃德（Rolf Boldrewood）的作品也不例外，虽然小说里反映的是发生在澳大利亚的田园牧场和丛林中的各种冒险和传奇故事，但不断回溯在英国生活的场景彰显了两国文化的渊源。建国后，即使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依然有不少作家经常旅居英国和欧洲，丰富的跨国生活经历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例如，理查森（Henry H. Richardson）创作的三部曲《理查德·麦昂尼的命运》《幸福的澳大利亚》 和 《归途》 就是博采欧洲小说之长、跨越时空和文化差异的作品，塑造了一个远离故土、寻求在新的环境中安身而未能成功的移民形象。以四海为家的小说家斯特德分别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和美国定居，在她众多的作品中，只有 《悉尼七穷人》 是完全描写澳大利亚的作品，其余均是跨文化小说。由此可以看出，澳大利亚高涨的民族主义并不能完全遮蔽澳大利亚的跨文化写作实践，也不能阻止人们用远距离冷峻的眼光或者比较的视角来看待澳大利亚的社会转型，也许正是这些跨文化、跨国界的文学作品才能使人们洞悉澳大利亚社会的深层矛盾。过度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文化孤立主义，可以使人们与英国母国文化保持距离，但并不能改变英国依然是澳大利亚人魂牵梦萦的文化圣地的心态。
澳大利亚社会的第二次转型期是二战后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跨文化写作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条件。经过二战的洗礼，澳大利亚逐步改变了封闭的政策，变得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一是二战后澳大利亚生产力大幅提升，发展成为一个中等规模的经济强国，不亚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富足生活为文化发展打下了基础；二是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大型船舶和飞机的广泛应用，使得人员往来变得更加便利，先进文化的引进也使得澳大利亚较快地跟国际接轨；三是白澳政策的废除和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使得澳大利亚赢得了国内外宽松的环境，各项文化事业释放了前所未有的潜力和活力；四是澳大利亚文学屡获大奖，极大地提升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继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又有一批澳大利亚作家频频摘取 “布克奖” “英联邦作家奖” 等文学大奖的桂冠。这些有利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条件，极大地促进了澳大利亚跨文化写作的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新派小说的崛起，改变了澳大利亚文坛的格局。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进入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以凯里、怀尔丁（Michael Wilding）、穆尔豪斯（Frank Moorhouse）为代表的年轻作家，主张打破丛林文学传统的束缚，创立更具国际色彩的新文学。在内容上，以反映现代城市青年人的生活为主，性描写和吸毒现象不再是他们文学创作的禁忌之地，嬉皮士等非主流文化现象也常常跃然纸上。在形式上，抛弃追求完整故事情节、首尾呼应的传统写法，转而采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间断性叙述、拼贴等更具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先锋派手法，表现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困境和精神迷失。尽管他们的标新立异和离经叛道受到了保守人士的抨击和打压，但他们通过创办《故事小报》和出版社，使新派小说在澳大利亚站稳了脚跟，甚至拥有与劳森派和怀特派不相上下的地位，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文坛格局。
内外视角兼具的跨文化写作成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充分体现出来。1988年澳大利亚举办反英200周年纪念活动，这一场本意是纪念英国人登陆澳大利亚的政治活动，演变成澳大利亚反思殖民历史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族和解运动。无论是文学批评家还是作家都不再忌惮谈论和书写白人与土著文化的关系，甚至敢于直面屠杀、奴役和压迫土著人的黑历史，也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英国、美国对澳大利亚文化的影响。在出版的一大批拷问历史和反思现实的文学作品中，既有白人主流作家探索历史之根和民族之源的小说，如凯里的 《奥斯卡与露辛达》、基尼利的《剧作人》、阿斯特利（Thea Astley）的《曼哥在下雨》、霍尔（Rodney Hall）的《延德雷三部曲》、德鲁（Robert Drewe）的 《我们的阳光》、马洛夫（David Malouf）的《伟大的世界》 等， “它们通过历史的碎片，如逸闻趣事、意外插曲和奇异话题等，去修正、改写和打破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居支配地位的文化代码，并在权力和话语的网络中看其人性的扭曲或生长，最后使主体的精神扭曲和虚无成为自我身份的历史确证” （彭青龙 60）；也有处于边缘地位的土著作家描写 “回归土著性” 和 “重建反话语” 的作品，如约翰逊（Colin Johnson） 的 《沃拉迪医生的承受世界末日的良方》和 《野猫尖叫》、韦勒（Archie Weller）的 《狗一般的日子》、摩根（Sally Morgan）的《我的位置》、赖特（Alexis Wright） 的 《希望的土地》等。尽管这些小说并非为纪念活动而创作的，但他们基本上都表达了民族和解的意愿。近年来，先后有多位土著作家获得澳大利亚国内最高文学奖 “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说明了主流社会对土著文学的认可。
在这些从事跨文化写作的作家中，凯里和赖特无疑是突出的两位，他们的作品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范例。作为 “澳大利亚文化代言人” （Turner， “Nationalizing” 131）和 “澳大利亚民族神话的创造者” Craven 14），凯里的小说包含着很强的传统道德观和政治视野。在21世纪以前创作的八部小说中，五部小说与帝国历史相关。《魔术史》 揭穿了 “澳大利亚是被发现的” 的历史谎言；《奥斯卡与露辛达》 回溯了基督文明登陆澳大利亚后给土著文明带来的伤害；《杰克迈格斯》 是对 《远大前程》 的重写，重塑了马格维奇的形象；《凯利帮真史》 重现了殖民帝国的不公，以此消解殖民神话。凯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声音，讲述了被殖民者歪曲的历史与文化。 “讲述历史就意味着一种掌握和控制——把握过去、把握对自己的界定，或把握自己的政治命运。有了历史和历史的叙述，他们就获得了进入时间的入口，他们被表现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博埃默244）。敢于直面历史是迈向民族和解的第一步。赖特的作品也不乏这样的愿望，不同的是她描写出了土著人的倔强和坚不可摧的意志。《希望的土地》 以 “被偷窃的一代” 为线索，刻画了土著家族三代母女因种族同化政策而离散的悲惨经历，是对澳大利亚白澳政策的揶揄。《卡彭塔利亚湾》 描写了土著家族内部的矛盾和白人与土著人的冲突，海啸摧毁白人文明的结局似乎暗示了土著人的新开端。
伴随着21世纪至今的澳大利亚社会第三次转型，跨文化写作的主体、内容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积极调整内外政策：在国际上，在强化澳美同盟关系的同时，有意识地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经贸联系；在国内，民族和解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从1992年承认土著人土地所有权，到1997年发布 《带他们回家》 的报告，再到2008年时任总理陆克文向土著人道歉，澳大利亚通过一步步落实对土著人的权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改善他们的生活，营造和谐、宽松的社会环境。尽管近年来多元文化主义遭遇了某种逆流，甚至白人至上的民粹主义思潮有所抬头，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年轻人的认可和支持。在这种背景下，澳大利亚跨文化写作的主体更加多元，既包括生活在澳大利亚本土的作家，也包括旅居海外的作家。澳大利亚一直有本土作家旅居海外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加凸显。例如，澳大利亚四位共五次获得布克奖的作家都有旅居海外的人生经历：1982年获得布克奖的基尼利先后在英美两国旅居，1988年和2000年两次荣获布克奖的凯里一直在纽约定居，2003年布克奖得主皮埃尔（DBC Pierre）先后在英国、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旅居，2014年获得布克奖的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也曾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学位。尽管无法判断他们作品的获奖与海外旅居的关系，但至少表明海外旅居对他们的跨国写作和国际认可确有影响。
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跨文化写作突出了亚洲意象和全球视野。进入21世纪，澳大利亚表现出融入亚洲走向全球的新特点。澳大利亚地处亚太，与亚洲为邻，但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澳大利亚苦苦挣扎于历史与现实、新旧文化的两个世界之中。虽然不能说澳大利亚不再描写与欧洲和美洲相关的主题，但已有不少作家不再满足于描写后殖民文学中通常表现的错位文化，而是将眼光投入到物质、精神和人员发展更快、更加充满活力的亚洲。小说里的故事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是在多个国家游移，反映出全球化的客观存在和对亚洲文化的关注。例如，凯里的 《我的生活如同虚构》、哈泽德（Shirley Hazzard）的 《熊熊大火》、卡斯特罗（Brian Castro）的《上海舞》 和弗拉纳根的 《曲径通北》 等。凯里的小说讲述了资深女编辑萨拉·道格拉斯从伦敦到马来西亚的奇特旅行以及诗人鲍勃·麦克从澳大利亚流落吉隆坡寻找女儿的故事。熟悉澳大利亚文化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小说与 “厄恩·马利骗局” 存在明显的互文指涉关系，故事中的人物不停地在英国、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穿梭，并借助庞杂的故事情节把欧洲、亚洲和大洋洲文化联系起来，揭示了全球化时代多种文化混杂的特征和人性的阴暗面。哈泽德的作品则描写了战争的创伤以及战后修复创伤的故事。随着英国军官在中国、日本对战争后遗症调查的深入及其与澳大利亚青年女子邂逅和相爱情节的展开，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就在场景切换中表现出来，跨国色彩浓厚。卡斯特罗的小说追溯了二战前后的家族史，故事主要发生在中国上海、澳门和香港，但通过叙述者追溯到17世纪的巴西、菲律宾、法国巴黎等地，多元主题十分鲜明。弗纳瑞根的小说以民族英雄爱德华·邓洛普为原型，围绕二战期间澳军战俘被日军奴役修建泰缅铁路展开。评论家认为，他 “用一个兼具罪恶与英雄色彩的故事，在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实之间搭起一座桥梁”（Masters）。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小说搭建的是立体的文化桥梁，多维度地展现不同人物的命运，在更加宏阔的背景下展现了人类社会普遍的主题。尽管小说所呈现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成分少了，其他地区、特别是亚洲文化因素多了，但这恰恰是为了表现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这也许是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跨文化写作的一个新趋向。
由此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跨界挣扎和跨文化写作既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内部矛盾的反映，也是澳大利亚试图融入全球化世界的表现。澳大利亚由一元文化演变成多元文化的历史轨迹，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摇摆于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化与国际化、传统与现代而呈现的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分裂和弥合状态在跨文化写作中被描写得栩栩如生。澳大利亚远离欧美文化、被亚洲文化所包围、担心被同化的焦虑使得其不得不依附英国，继而依附美国，但骨子里不乏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这就造成了其对英美文化既爱又恨、对亚洲文化欲迎还拒的矛盾心态。跨文化写作对这一独特现象所进行的文学表征，是其从丛林社会演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缩影，写作视野和内容从聚焦欧美到关注亚洲等更多地区的趋向，是其跨文化写作真正走向全球的标志，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交流互鉴增添了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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